音乐的海洋里有许多“鱼儿”，每一条都会带来独特的视角
音乐，在哪个年代都不缺席，它总是能将丰富的情绪和深刻的思想结合起来，给人以情感的鼓舞和理性的力量。
3000年的音乐变革史，本身就是一部人类创造力与艺术性的编年史。《音乐三千年》展现的便是音乐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融合共进的恢宏画面。它从乐谱的发明、歌剧的诞生、中西文化的合流等十余个主题，全面讲述了人类音乐3000年的变革史。
即便是非音乐专业出身的读者，在这样的打开方式下，可以迅速感受音乐的魅力，在不知不觉中理解音乐是如何向我们走来的。记者在与本书作者、译者的对话中，他们为我们打开了音乐的曼妙世界。
《音乐三千年》作者:斯图尔特·伊萨科夫，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当代杰出音乐作家”。
《音乐三千年》译者:毕明辉，北京大学教师，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前系主任、科研处处长。
用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
上观新闻:《音乐三千年》将3000年的音乐发展史，以若干主题而非编年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的做法并不多见，尤其将音乐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交织融合的历程展现得淋漓尽致。您是如何想到用这样创新的方式进行讲述的？
斯图尔特·伊萨科夫:这要说到我的第一本书《乐律:音乐如何成为西方文明伟大思想的战场》，它源自我对乐律的困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家和哲学家就固定音高乐器(如键盘乐器)究竟使用何种音阶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但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发现调音争议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存在联系，涵盖了科学、宗教、哲学、政治理论以及绘画、舞蹈和雕塑等艺术领域。我的一些疑问在毕达哥拉斯、牛顿、达·芬奇和伽利略等著名人物的生平与著作，以及在中国古代哲学所表达的一些思想中得到了解答。而很少有音乐书籍能展现如此广泛的兴趣点。
在我看来，要充分理解任何一门学科，有必要探究与之相关的一切可能的联系，我必须以全新且更为全面的研究视角重新处理以往所熟悉的资料，进而探索诸多未知事物及其不同寻常的种种关联，所以也就有了这部新著的诞生。
上观新闻:您认为这本新著是音乐知识百科全书还是音乐史书？希望带给读者怎样的阅读体验？
斯图尔特·伊萨科夫:我在这本书中勾勒出的历史时刻似乎值得用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所以，我把镜头拉远以涵盖更广泛的细节。
比如说，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述，音乐究竟是如何记谱的？噪音又是何时变成音乐的？历史学家经常使用宽泛的标签来定义艺术运动，如“印象主义”，但在论述任何运动时，我都想提供比划分年份范围更为丰富的背景。
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在某种程度上是音乐印象主义的诞生地，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时刻。博览会上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系列展品和表演，如果仅仅将其都贴上“印象主义”的标签而忽略那些迷人而复杂的细节，未免太可惜。令人惊讶的是，历史上许多思想都能在更早期的雏形中被发现，所以我将很多精力放在追踪隐藏的联系上。我希望读者能去发现这些联系，将历史看作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主题，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类别。
上观新闻:斯图尔特·伊萨科夫先生是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但是读他的著作仿佛在读一部优美的音乐散文书。作为译者，您认为这本新著的魅力在何处？
毕明辉:原著的确英文优美，甚至可以说非常古雅，这是该书给我的第一印象。伊萨科夫既是演奏家，也是音乐史家，他的著作透着浓厚的文人风度，他始终带着乐感在写作，笔下流淌的优美文字背后时刻透着音响感。
如何撰写历史，既平衡于学术与普及之间，又在高深学问和平易近人二者间从容穿梭，作者可谓处理得游刃有余。这本书与我过去所接触到的音乐史著作和教材都不同，设题别致，旁征博引，处理史料也是信手拈来。陈述观点宏微尽及，刻画音乐又是形神兼备。尽管阅读这本书的部分内容需要专业知识，尤其是如果对其所描述的音乐不够熟悉的话，可能会遇到些困难。然而，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这本书，因此，这一遗憾也不会折损它的魅力。
音乐的曼妙在于变化
上观新闻:巴赫、贝多芬、李斯特等都是中国读者熟知的伟大钢琴家。阅读这本书时，读者仿佛在与他们交流和对话。
斯图尔特·伊萨科夫: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以各自的方式对待音乐，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带有独特的个性色彩。我认为巴赫超越了其他人，他探索的音乐理念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他的音乐世界里充满了魅力和优雅，他是音乐之父。
虽然巴赫在音乐表达方面有着令人惊叹的驾驭能力，全知又全能，但贝多芬和李斯特各自也展现了完全人文主义的视角。贝多芬的音乐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充满了奋斗与坚持，这是几乎无法调和的冲突最终被征服的故事。李斯特是一位卓越的演奏大师，他的表达更具超越性并富有诗意。他勇于尝试，创作出充满渴望和美感的音乐。
在音乐的海洋里还有许多其他的“鱼儿”，每一条都带来独特的视角。《音乐三千年》里都有所展示。
上观新闻:在讲述音乐史发展的过程中，您多次提到音乐与数学之间奇妙的关联，让人意想不到。
斯图尔特·伊萨科夫:与其说音乐风格的变革是人为主动选择的产物，不如说它是历史漫长演进中无数试验的结果。音乐源于振动，所以是不断变化的，一直在运动。但音高几乎是固定的，因此可以看作音乐结构中的构建模块。
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通过计算发现，发音体振动决定音高，音高之间形成的某些基本比例主导着西方的和声体系。当一个音的振动频率是另一个音的两倍时，就产生了八度音程，这是音乐中的基本协和音程，这两个音听起来非常相似，以至于可能被误认为是一个音高。而其他比例，包括3∶2、4∶3和5∶4，也产生了多种和声，有些是悦耳的协和音，有些则不是。
要理解西方经典音乐，掌握和声的数学原理是至关重要的。和声既是将独立的单音合并为一个整体的特定方法，也是人将自然视为生命体，以衡量其生命指征的方式。
上观新闻:您是一名钢琴家，但非常会讲故事，在书中讲述了许多音乐史方面的趣事，您最喜欢哪个故事？
斯图尔特·伊萨科夫:有一章的主题是“伟大的噪音”，比较有趣。其实历史上一直就有探索新奇音乐声音的尝试。放眼全球，人类社会始终企图将日常劳作的嘈杂之声加工为艺术化的体验。比如在非洲，整个交响乐都来自生活中的普通节奏，如切菜、研磨、捣碎食物或者打水的节奏。正是通过这些日常的劳作，村落发展出集体歌唱，而在这个过程中，声音变成了音乐。
美国钢琴家约翰·凯奇说过，打击乐是实实在在的噪音艺术，他还从中国典籍《易经》中寻找创作的新契机，找到了通过随机性来完成音乐创作的方法。他最著名的作品《4分33秒》，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一部关注点集中在“无”的作品，它其实不是一首关于无声的作品，而是关于周遭环境中的所有声音的作品。
中西交融绵延不绝
上观新闻:在这本新著中，有一章是“中国”主题，专门讲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为何这么考虑？
斯图尔特·伊萨科夫:中国一直对我的思想和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世界伟大文明之一，中国文化在任何历史著作中都应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诸多改变包含着西方音乐的种种成分，它们曾经被拥护，而后被排斥，最终被重新发现。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由来已久且绵延不绝。
中西方音乐的融合要从1601年讲起。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一批礼物抵达北京，希望能得到明代万历皇帝的接见，其中有一架早期的键盘乐器——古钢琴，此前这在中国并不广为人知。然而，一些中国乐器能产生与古钢琴相似的效果，比如柔和的音量和丰富的音色。其中最受珍视的莫过于古琴，一种七弦的筝类乐器，其声音让人联想到拨弦的大提琴，它被中国人誉为“圣人之器”。据说黄帝和孔子都弹奏过古琴，琴曲总与深刻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到了19世纪50年代，键盘乐器在中国随处可见。19世纪70年代，来自伦敦的西德纳姆·穆特里在上海开了一家乐器商店，专门做进口、销售和维修键盘乐器的生意。不久之后，中国第一批本土钢琴厂出现，厂里的工人大多曾在穆特里的店里工作过，其中许多人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宁波，这是一座以木工技艺闻名的城市。
而后，放眼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西海岸的音乐家又将中国的声音和理念融入他们的音乐中，于是，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东方开始影响西方。尽管存在重重历史障碍，东西方在音乐领域的交流与融合都是大势所趋，未来也会日益紧密。
上观新闻: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看到有关中国的章节，是否觉得很亲切？
毕明辉:中国主题的章节叫《莲生莫扎特》，用莲花作为中国的象征，令人感到惊喜。在跟作者沟通后，我了解到他对中国文化非常有研究，一直是太极拳的粉丝，书中描述太极理论时，读者也可以看到他绝非泛泛而谈。
从古琴演奏法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此方面的功夫。“寒蝉凄切哀秋而歌”“雀啼唤雨呜咽如怨”等诗词化的描述文字，其实是古琴文化素有的特征使然。古人在抚琴时赋予指尖和听觉大量的联觉和想象，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而作者抓住了这一点。
钢琴是中国主题这一章的重要线索，最后作者指出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成就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历史演进的结果。
上观新闻:我发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序言中，多次提到了太极拳和中国哲学。可以说说它们是如何影响您的思想和观点的吗？
斯图尔特·伊萨科夫:我一直对中国古代圣贤的哲学思想感兴趣。当我第一次在纽约唐人街看到人们练习太极拳时，深受触动，逐渐爱上了那些优美的动作。我开始学习太极拳，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进一步深化。
太极体现了阴阳两种相反力量永恒变化的思想，这两种力量在博弈对抗的同时，也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彼此制衡，它们生生不息，相辅相成。我开始用这些东方的哲学概念来看待世界:阴阳概念、气的力量、盈与亏的状态、头顶于天而脚扎根于地等。
与此同时，我了解了老子的著作。我的历史观和人生观都受此影响，他们改变了我的生活。根据中国圣贤的观点，当事物变得越来越阳刚时，就会转化为阴柔。音乐特性也有类似的转变。例如，中世纪音乐的特性看似固定不变，但最终让位于巴洛克风格，巴洛克风格又简化为古典风格，依此类推。当一种节奏加快时，可以转变为和声织体。实际上，万事万物始终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
音乐的变革充满哲思
上观新闻:音乐三千年的发展本身是充满哲思意味的，要参透其中的滋味，如果没有译者搭建的桥梁，中国读者不太可能自如地享受到书中所蕴藏的多领域的知识交融和哲学回响。作为译者，您是否可以讲一讲《音乐三千年》的背后还有哪些令人回味的东西？
毕明辉:这种哲思意味其实是作者综合修养的体现，其中所涉及的技术与艺术的多重能力，除了长期积累且成就卓越的艺术实践、广博而富于深度的音乐史阅读和思考、驾驭史料和洞穿哲理的妙悟与深情等因素之外，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我们反思和回味。
其一，这本书原名《音乐的革命》，与中国读者的理解角度不同。这里的“革命”概念来自哥白尼，“革命”即周期性回归，如同行星在椭圆轨道中围绕太阳旋转。伽利略沿着哥白尼的理论，通过对海洋潮汐观察，进一步将“革命”定义为“周期性重复”。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革命”一词固然会令人产生攻坚挫锐的理想，但与其将之形容为一种冲锋陷阵，不如将之理解为一场巨大的钟摆运动。这一基本史观是一种科学观，而非政治观。
其二，这本书的英文版有一个副标题——“西方世界的声音演进史”。作者使用“声音”，这完全是现当代史观的表现。20世纪西方音乐的发展催生出“声音大于音乐”的观念，视每一种音乐风格为一种声音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音乐风格孰高孰低的问题。
截至目前，西方音乐史的标准教科书，无论哪个国家和语种，像伊萨科夫这样明确以声音演进来阐述音乐演进的做法并不多见。事实上，诸多音乐史家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如果不这样做，相当多的史料都会被自动排除在外。例如，噪音的作用、无声的价值、和声观念、不协和音响、流行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社会影响和艺术价值等，几乎无法纳入写作，也无法解释。
其三，这本书有着明显的跨文化、跨学科、跨风格的特色，并非仅限于西方范畴，而是渗透着清晰的世界史和全球史意识。作者以一种平和而客观的态度，不做主观价值评判，不强行设定审美标准，没有刻意按照音乐史学的常用路径去描述风格和记录知识，有意识地避免作者身份和西方立场，而是以问题的方式呈现音乐历史的变革，从而发人深省，令读者从新的角度和维度去认识西方音乐与声音的演进。
上观新闻:您在译者序中说到，伊萨科夫的笔端时时透露着一种将智识与情感完美融合的乐评标准。专家评价，无论是音乐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都能在本书中获得共鸣，这归功于作者的文学才华。
毕明辉:书中极富诗意的文字令我时常感到如与艾略特对话。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作者常会并列使用多个形容词对一段音乐进行描述，这些形容词的意思差别非常小，确定中文翻译很不容易。每每这种时候，只要脑海里飘出音乐，就会觉得容易了许多。
在中国做西方音乐史研究，多语种阅读和翻译是基本功。奥地利作家、艺术批评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想学德文，就是因为阅读到优美的中文翻译而对德语产生兴趣和向往。《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在中国有好几个翻译版本，舒昌善、张玉书、高中甫、潘子立、姜乙、梁锡江等，几乎每一版我都读过，它们都在激励读者更近距离地体会原著的魅力。我希望自己的翻译也能有这样的效果。
《音乐三千年》
斯图尔特·伊萨科夫 著
毕明辉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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